穿越前后两个世纪、长达32个年头，我本人先后多次亲临现场或远程“遥控”（指导服务）（湖北南漳县）李庙镇（原高峰麓农业办事处）主山寨村，现场考察或间接参与渗透楚文化遗址底蕴挖掘整理、宣传推介与保护利用。
之所以先后三次不辞辛劳、跋山涉水去现场考察一处古山寨遗址、两次参与遥控指导服务于高峰麓主山寨遗址开发与保护，只因为那里是享有“中国楚学之父”美誉的著名楚学家、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原顾问、华中师大博士生导师、襄樊市楚国历史文化学会顾问张正明先生、第九届湖北省政协主席、湖北省荆楚文化研究会（首任）名誉会长王生铁先生以及著名楚学家、博士生导师、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刘玉堂教授等楚学名家们一直试图充分论证高峰麓主山寨一带是楚国早期都城“荆山丹阳”遗址所在地。据专家学者们现场介绍，当初楚人自北向南迁徙时，曾经路过高峰麓主山寨一带，并在此建立楚国早期都城（属于“有都无城”或“无城之都”），楚人筚路蓝缕精神始终牵动着我的心扉。
第一次亲临高峰麓主山寨遗址，是1994年。当年县委指派我在当时的阎坪乡齐家岗村驻村、牵头指导村组开展以“五送”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奔小康”重大活动，神圣而光荣，也迫在眉睫。那时，我是南漳县政府办公室一名副科长。不到半年时间，因为我们的工作很有起色，在全县大会上受到了县委书记的口头表扬。
正是这个原因，县委组织部也把我从事基层工作实际能力“挂上了号”。秋季全县整党工作中，也专门安排我协助阎坪乡党委整顿农村后进支部。10月底，我们跟随乡党委纪委书记朱启才同志一起奔赴高峰麓办事处与主山寨村相邻的某几村开展为期1个月的“整改”工作，这真是天赐良机。我当时作为一名“科班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对县内楚文化研究是非常热衷的，也曾听说高峰麓主山寨一带是早期楚文化的重要遗址。主山寨是高峰麓的最高峰，所以本文称“高峰麓主山寨”。
登高遥望，高处不胜寒，极目楚天舒。仅站在高峰麓主山寨西南面，白天可眺望汉江鱼船，晚上能看到襄城街市灯光。
须知，这个时间段正是湖北省楚国历史文化学会第九次年会在南漳县城召开时期。我虽下乡驻村，且是“局外人”（尚未加入湖北省楚国历史文化学会），但是，我家里和村里都订有《南漳报》，县级党报开辟专版报道，组建不久的南漳电视台也把大会报道作为“南漳新闻”的重中之重宣传内容。我这个“不参会”的“乡土秀才”对会议概况也是了如指掌的。
我记忆犹新的是，《南漳报》社记者刘东北、张道雄（曾经担任第三届襄阳市楚国历史文化学会会长）、宋兴中分别于1994年10月28日第1版、11月1日第1版发表了两则重要的会议简讯，报道的“会议概况”我们且不谈，其中“学术讨论”的几段话，我至今依然耳熟能详。“在历时三天的学术研讨中，与会人员就楚丹阳在何处这一热点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可喜可贺的是，许多著名的专家学者引经据典，进一步认定熊绎丹阳就在南漳”；“楚丹阳究竟在何处？这是楚学界一直众说纷纭、争论不休的话题。有安徽当涂说、湖北秭归说、湖北枝江说、河南丹淅说，上述各说，皆因证据不足，未有定论。惟有楚熊绎丹阳南漳说，证据充分，和者甚多。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陈汉平说：‘楚学界界定、判定楚丹阳地望有诸多标准，其中两个很重要标准便是荆山和沮、漳二水，荆山、沮水、漳水皆在南漳境内，因此，可以说楚丹阳就在南漳’。许多考古专业的人建议，南漳县应在考古发掘上给予一定投入，为‘楚丹阳南漳说’提供有力证据”；“在这次会议上，还爆出了令楚学界震惊的新闻：全国政协常委、武汉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石泉教授在列举大量论据后说：楚时秭归就在南漳黑河一带，因此，屈原、王昭君应是南漳人”。
会议结束后，省内新闻界（党报）对楚学界关于“楚都丹阳在南漳”的报道是，“多数人赞成，少数人存疑，但无人持反对意见”。《楚学领域重要专题学术研讨会议简讯两则》亦载入《金南漳·荆楚之源》（《“金南漳”探秘丛书》精选本，中国文化出版社2019年5月第1版）上册，《“金南漳”探秘丛书》普赠全县。
值得提示的是，1994年10月，南漳县楚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会编印了《楚丹阳南漳说札》集子——即《古今楚文化论文（楚熊绎丹阳南漳说）参考集》一书，作为大会参考资料。时任会长（首任）以及当年该研究会升格后的襄樊市楚国历史背景和文化学会会长（首任）陈心忠先生原系南漳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社科副研究员，著名楚文化专家。同时，武汉大学历史地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石泉先生时系湖北省楚国历史文化学会会长（理事长），张正明先生时系湖北省楚国历史文化学会常务副会长（常务副理事长），两位大师都是襄樊市楚国历史文化学会顾问。时任湖北省社科院楚史所副所长、省楚国历史文化学会秘书长刘玉堂先生主持了这次大会开幕式。
新千年以前，南漳县阎坪乡高峰麓党总支（农业办事处）也管辖着10多个行政村，是全县最偏远的高寒山区。据乾隆《襄阳府志》（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卷之三《疆域》篇载，“南漳县……西北至高峰楼主山交谷城县界”（注：高峰楼，即今之高峰麓）。只是那时不通班车，完全“凭腿走”，爬上笔直的陡峰需要大半天时间才可以到达山顶。无论如何，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从高峰麓山谷底部赵店集镇出发，翻越这座海拔高达1470米（全县次高峰）、人称“西伯里亚”的崇高峻岭的漫长进程，平常人在如此又苦又累的险恶环境中，艰难程度是没办法忍受的。好在是，乡党委带队的朱书记学识渊博，经验比较丰富，为人为善，热情大方，当过农业办事处党总支书记，也在乡里管过宣传，应我们的诉求，沿路给我们介绍了高峰麓一带（包括主山寨）的自然风光和风俗习惯，因为那时候楚文化知识尚未普及，朱书记也主要是出于讲政治的需要，重点是说明我们进村入户时需要注意事项。可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我也初步掌握了高峰麓主山寨遗址一带的简要情况。
说句内心话，我当时作为“三十而立”且“人过三十无少年”之“愣头青”，对于高峰麓主山寨遗址之博大精深、悠久厚重的文化内涵之人生体验，可谓“肤浅”矣！亦即不可以透过自然现象看出历史本质。但是，作为一名拥有社会责任感、使命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接班人”，义无反顾地传承着楚文化的重任。在“进村入户”忙里偷闲之余，我们到主山寨遗址周边深入观察、仔细端详，浮光掠影式铭刻了所见所闻。
整改活动结束后，我回到齐家岗村委会办公室“奋笔疾书”，在较短的时间内撰写了《高峰麓印象记》一文，其中，“最可观的是山顶石洞，从外表上看，洞口只可容一人，若置身其间，就千差万别了，虽然森林资源日益减少，但这里仍成为珍奇鸟兽虫蛇的乐园，也是山民们冬季狩猎的‘古战场’”；“无怪乎，此地的‘将军石’一带也曾被历史学家、楚文化学者初步考证为‘楚熊绎丹阳’（楚国早期都城）遗址所在地，荆山次高峰主山寨也为楚人早期活动中心”。此文曾经发表于襄樊市楚国历史文化学会《楚文史研究通讯》1995年第2期、襄樊市农委《农村经济与科技》1995年第6期、南漳县委宣传部《荆山风》1996年第6期、《襄樊经贸报》1995年6月8日。
有一件事情，令我至今难以忘怀，大约是1994年底，我突然接到武汉市打来的长途电话，大意是，多次打电话找我都未能成功，并说吴丈蜀教授要我寄一份《高峰麓印象记》稿子，拟在《荆楚文史》杂志（季刊）上发表。因为我当时不熟悉这家刊物，事前并没有投过稿，至于说吴丈蜀先生在哪里获悉我的这篇文章？又为什么“相得中”、还如此亲自重视？我就不得而知了。
立竿见影的是，《荆楚文史》1995年第1期予以刊发了此文。当时，带有“荆楚”字样的学术刊物，我感到分量厚重之极。事后我方才了解到，吴丈蜀先生是当代著名学者、诗人、书法大家，曾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湖北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湖北省诗词学会会长、《荆楚文史》学刊主编、《书法报》社社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一、二届理事、湖北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1993年被批准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是资深文史专家。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三国故事源头地、南漳县城南“水镜遗址”4字墨宝就是吴丈蜀先生惠赐的，至今仍然熠熠发光，令游客驻足不前。
水镜遗址是多次历经抗日战火劫难幸存的历史遗址（躲过了日本鬼子飞机轰炸的历史建筑物）。吴丈蜀先生亲临南漳考察指导过多少次？“水镜遗址”书写于何时？至今我感觉还是个谜。《高峰麓印象记》连同湖北省楚国历史文化学会第九次年会的有关会议资料，亦载入《金南漳·荆楚之源》下册。
2003年3月，南漳县委、县政府接到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研究所传来的一条特大喜讯：湖北省政协主席王生铁、楚学大师张正明先生将于4月初带领省市有关领导、楚学家莅临南漳高峰麓主山寨一带考察楚国早期都城荆山丹阳遗址。全县上下无不欢呼雀跃、奔走相告，人们一致认为，这是楚文化研究继湖北省楚国历史文化学会第九次年会在南漳县召开后的又一个“楚”字号的春天。
南漳县领导安排有关主管部门会同李庙镇政府迅即做好准备工作。主要任务是简易维修通往高峰麓主山寨的村道（沙石泥巴路）、铲除路障（荆棘）、消除危险路段、热情简朴接待（农家饭）以及安全保障等问题。
本来我是“不够格儿”参加这次重大活动的。一则我“人微言轻”，在襄樊市楚国历史文化学会内部尚属于“理事级”会员，在省市大专家们的心目中缺乏印象；同时具有探险性质的高山地带考察，随行人员也并不是“多多益善”，为了更好的提高安全系数，对县内参与人员也是“优中选优”，我仅系“候补队员”而已；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是，当时县内能爬山越岭的越野车甚为稀罕，很难调用。如果随行人员过多，确实显得“臃肿”，县直很多想去切身体会一番者，都不得不变成了“累赘”。然而我呢？却是利用了在县政府办公室工作的地位优势，通融了考察活动的有关组织者，提前在一台越野车后面“抢占”了一个很不显眼的座位。
在主山寨村委会门口下车后，领导们不得不承认既成事实。其实，我当天的参加，也确实有一定作用。一是给省市领导当“拐棍”，每遇险要地段，我们都是吃苦在前，优先保障上级领导和专家学者们的人身安全；二是当时我在县内“小有名气”，县领导们也希望我能借机长见识、学知识、增才干，更有助于楚文化事业发展；三是可以随口便答地为省市领导和专家们提供县情知识服务。因为山上气候寒冷，我们中午也仅吃了两个冷包子，虽说生活苦点，但都感到温暖、高兴。
据当时人们热议，作为学术研究方面的“东道主”、当时已拥有20年“会长龄”的首任会长（创始会长）、年逾花甲的陈心忠同志，就像服务于1994年省级年会那样，总揽与衔接并重，协调与服务兼举，用他自己的话说，“上蹿下跳，累得跟个猴子样”。
一是从高峰麓主山寨返回县城的当天晚上，南漳县委、县政府与省市领导和专家学者们分别召开了汇报会、座谈会，刘玉堂副院长结合南漳古代悠久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县情，首次提出了“一县有三国”之著名学说，后来人们也简称“一县三国”之说。就是今南漳县境内在上古时代有楚国、罗国和卢戎国3个诸侯国并存，这种“三国鼎立”于一县的历史现象，国内实属罕见。
二是正因为我有了这次“抛头露面”的契机，我在省领导和专家学者们心目中有了一定印象，陈心忠会长又“有心栽花”、见缝插针，不失时机地通过种种形式推荐我加入省级楚文化学术研究机构。经过陈心忠会长协调和“美言”，2004年底，我十分荣幸地应邀以文入会，参加湖北省楚国历史文化学会年会，并同时加入湖北省荆楚文化研究会，因为当时两个社团组织信息共享、资源共有、人员交流、领导力量统筹，故而可以同时推荐入会。我的入会介绍人居然是大名鼎鼎的张正明先生和刘玉堂副院长。我一路顺风地当选为两个社团组织的理事，这在省荆楚文化研究会成立之初，也是特殊破例的。陈心忠会长不无幽默地说，这下子总算是“交差”了。
三是巧借东风，制定了楚文化研究和利用的十年规划。按照上级党委政府的要求，已经主持县里全面工作的县委书记程宝清同志直接安排，陈心忠会长统筹，我作为副会长，理当是协助牵头组织者、具体执笔人。市荆楚文化研究会、市炎黄文化研究会以及市社科联主要负责人（胡久明、伍荣显、刘克勤等）亲临现场指导，襄樊市楚国历史文化学会率先编制了《南漳县炎黄文化研究工作近期及中长期规划(2005年至2015年)》，县两办（县委办、县政府办）以“南办发[2005]53号”文件予以转发全县落实。
著名楚学家张正明先生致会长陈心忠同志的一封信中指出：“寄来《规划》已拜读，洋洋大观，面面俱到，显然是深思熟虑之作。研究罗和卢(卢戎)很有意义，对尚有争议的学术界人士会很有帮助的。遥想当年，楚、罗、卢三都鼎立，先民的苦志和壮心令后人钦念。至于熊绎丹阳论证会，时机尚不成熟。对熊绎丹阳之地望，至今歧义未消”。这份“纲领性文件”已载入《金南漳·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一书（王善国主编，2011年4月第1版），亦载入《金南漳·荆楚之源》下册。如今回过头来看，除了文件要求“积极筹备、力争举办一次高规格的楚熊绎丹阳国际论证会”以及文件附录《南漳县荆楚文化研究工作近期安排》要求的“‘楚熊绎丹阳南漳说’论证实现国际化。
即多方整合学术力量，科学配置文化资源，广泛汲取国际成果，充分的利用国际‘楚学’界力量，进一步论证西周成王年间熊绎被封丹阳就在南漳县境内，进一步挖掘荆楚文明源头，提高本县在国际上的知名度”，以及拟召开国际楚丹阳论证会这一项未如期完成外，其余的，分别以论文、课题研究和出书、拍摄电视专题片、交流研讨等有效形式全部完成！这也是对王生铁主席、张正明先生亲临南漳高峰麓主山寨楚遗址考察指导意见的具体落实。
四是根据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安排，由我牵头执笔起草的《南漳县古山寨保护工作实施方案》（南政办发[2007]27号），也是对高峰麓主山寨遗址保护的一个有效回复。
2005年、2006年，石泉教授和张正明先生不幸先后病逝，我结合本人在高峰麓主山寨参加活动、在武汉参加年会或者“道听途说”所知的两位楚学大师的文风、学风、教风、作风和遗风等方面的可贵品质，分别撰写了《追忆楚学泰斗张正明先生》《再忆楚学泰斗张正明先生》《倍受社会尊崇缅怀的两位著名楚学家——“金南漳”是“楚文化发祥地”、“楚国早期都城熊绎丹阳遗址所在地”著名论断的重要奠基者石泉先生和张正明先生》3篇纪念性文章，《湖北社会科学报》、《楚学论丛》（第四辑）、《南漳楚文史读本》（陈心忠主编，襄阳市楚国历史文化学会2011年4月印制）、《金南漳·楚罗卢文化之乡》等报刊书籍予以刊登或收录。
2016年12月，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召开纪念张正明先生逝世10周年学术座谈会，我因年底公务繁忙实在脱不开身就未能赴会，我就写了《呈“张正明与楚学研究座谈会”会务组的一封信》，连同有关文章一起，提前寄给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研究所，事后获悉，这封《信》是楚文化研究所所长张硕研究员根据大会议程代为宣读的。《湖北日报》于会后编发了题为《最早提出楚学概念，著述第一部《楚文化史》《楚史》，创办第一个楚文化研究所：学者聚会纪念史学家张正明》（《湖北日报》记者别鸣，通讯员张硕、劳志强）。据我所知，这3个“最早”或“第一”，是对张正明先生楚学传奇生涯的精彩素描。
2006年，南漳县政府即将发文确定第四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时，我发觉文稿中并没有“主山寨”之名录，这该多么遗憾啦！按照规程，我随即口头请示分管县长同意后，将领导意见电告县文体局分管局长，李庙镇迅速派出得力专业方面技术人员赶赴高峰麓主山寨现场考察后，重新上报材料。因为主山寨这爿“圣寨”已经引起了国内楚学家们的格外的重视，据说高峰麓主山寨是楚人“南下”进入南条荆山（南漳荆山）驻扎后的首站，历史背景和文化地位非同其他，楚学家们视高峰麓主山寨一带为“楚人的井冈山”、楚文化的发祥地。由于我利用工作之便，主动呼吁、呐喊和协调，有关部门和镇政府经过层层审批，梦魂雍绕的主山寨遗址终于成为南漳县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
大约是15年前的一天，时任李庙镇党委书记、人大主席张功发同志（现任县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专门到县政府办公室找到我，首先阐明他们想在高峰麓主山寨遗址竖立标志牌进行文化遗产保护，也为今后的开发利用工作打好基础。他并且说，这也是继续落实省市县领导和楚学家考察李庙楚文化遗址提出科学意见的重要举措，他还要我撰写高峰麓主山寨遗址楚文化背景介绍——《主山寨遗址简介》。我与张功发同志曾经在县政府办公室工作近十个年头，他也陪同我应邀参加了2005年9月10日在山西晋中市召开的全国第二届抢救、保护和开发民间文化遗产县（市）长论坛，并专门考察过楚国都城迁徙地文化遗址，他在县委办多个重要岗位上历练多年，对楚文化事业的重视程度之高是自不用说的。
现在基层党委书记亲自来提点楚文化保护方面的要求，我焉能不立马奉献？时隔一天，我就通过电子信箱传到李庙镇政府机关。至于高峰麓主山寨竖立文物标志牌的具体运作过程，张功发同志并未言明，这与他平时工作繁忙、无暇顾及“琐事”有关。但是有一件事表明了镇里格外的重视、真抓实干，张功发同志曾经选派了几位热爱楚文化的村党支部书记专程来我办公室里“讨教”与李庙镇有关的楚文化遗产和底蕴。我为他们举办了一个小范围的楚文化讲课。出于对张功发同志为繁荣镇域经济社会的“良苦用心”和村党支部书记们的“虚心求学”楚文化、为村级发展谋出路的感激之情，我还专门款待了他们。
此后，张功发同志多次诚邀我到李庙镇尤其是高峰麓主山寨去检查指导工作，可是，我每次也是日常事务缠身，加之那时交通状况仍需亟待国家政策支持而改变，我未能如愿以偿。时距上个世纪到高峰麓主山寨考察楚遗址已是近20个年头了。
“高与天齐主山寨，观赏风景好看台”，这是新编《南漳县志》对主山寨峻峰的形象描述。我自1991年调入县政府办公室拥有这部改革开放后编纂的新志书并反复阅读后，对这两句载录却是滚瓜烂熟。
2018年夏季，我陪同县政府副县长谭本艳同志专门考察了高峰麓主山寨、茅坪（原农业办事处）两地，并对主山寨村、水田坪村进行了指导和慰问，扶持村集体经济发展。其中，水田坪村一带是我所初步考证的战国后期高蔡国遗址所在地。政府领导的楚文化事业关爱，政治影响可谓大矣！当时省市级贫困村纷纷“出列”（硬性退出贫困行列），谭本艳副县长此番政策指导和资金扶持，恰到好处，把好“钢用在刀刃上”了。
我们在主山寨村会议室坐下来后，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陈明福同志滔滔不绝地介绍当年张功发书记督促竖立《主山寨遗址保护标志牌》的前后情况，并说当年村里把我撰写的《主山寨遗址简介》通过一定形式发布给老百姓“家喻户晓”，村两委干部据此也作为对外招商引资的重要村情资料予以宣传、广为推介。他还说，高峰麓主山寨一带村民都知道，县政府办公室有个名叫“王善×”的同志研究楚文化还真是很内行。变相地很客气、很礼貌地向我表示感谢。
随后，谭本艳副县长察看扶贫经济项目，恰好几大项目聚集在通往高峰麓主山寨遗址的山路上。我们第一步观看了主山寨遗址保护标志牌，陈明福同志不失时机地介绍了山寨遗址保护情况及困惑，感叹雨水冲刷等自然原因对遗址保护工作带来非常大的坏因。因“山高路远坑深”，对遗址的自然损毁，村民们也只好“望‘寨’兴叹”，心有余而力不足。“天要下雨……”，天意不可违背。我也巧抓机遇，从小路趁势想往山上走去，重温24年前的“回故乡之路”。走了几百米里路，感觉似乎是“走投无路”了。
陈明福同志笑着说，虽然古人说“车到山前必有路”，但是今天可是“此路不通”了。按照惯例，要想上山寨去，是要事先请人提前砍路（砍除荆棘）的，今天来不及了。要不然的话，明天或以后再找机会再上去，我们今天先面接（邀请）。因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是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重要战略决策，必须不折不扣地完成，随行的其他领导们异口同声地说，“以后再来”。我考虑到能来到这“猿猱欲度愁攀援”之地一趟确实不容易，就钻树林、拱刺架，用相机多照了一些难得一见的镜头，为的是，力求管窥遗址范围内的地理环境和景致与古今“书上说的”相同之处……。
一是将原会长陈心忠撰写的《主山寨：古楚熊丽始讨之雎山遗迹》一文载入《金南漳·荆楚之源》中册。因为这篇文章在襄阳市范围内影响面较大，曾发表于《襄樊日报》2006年10月13日第6版（《汉江都市·往事》专版），亦系2012年4月26日——28日在南漳县水镜湖风景区召开的“湖北南漳古山寨文化旅游论坛暨湖北省三国文化研讨会”入选论文，还载入襄阳市党史和地方志办公室主办的《史话襄阳·南漳专刊》（总第8期），现在面向世人接着来进行“文普”。
二是将与《荆山主峰》（插图）（详见《楚文化概要》，王生铁主编，武清海、刘玉堂副主编，长江出版传媒、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10月第1版第7页之《引言》部分）、《楚雎山（今主山）主峰（摄影：喻不林）》（插图）（详见《楚史》，张正明著，《当代中国人文大系丛书》之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7月第1版第22页）等相似度极高的《南漳县李庙镇主山寨遗址远眺》（王善国摄）收录于《金南漳·荆楚之源》中册第127页。
三是将《南漳县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楚文化发祥地主山寨文化遗址》（标志牌）（王善国摄）收录于《金南漳·楚罗卢文化之乡》第618页。
我所接触的村组合并前、阎坪乡高峰麓农业办事处主山寨村党支部书记王国生以及乡镇、村组合并后的李庙镇主山寨村党支部书记陈明福、水田坪村党支部书记余修佩等同志，都是当地文化的热心“储备者”、及时“传播者”和积极“运用者”、以文兴村的“有心人”，以至于各种招商引资项目和国家政策内投资项目纷纷在两个村落户或落地。2024年春季，“梦回丹阳”楚文化旅游招商引资项目已确定进入了县镇两级“项目库”，有关部门多法并举，正在紧锣密鼓地对外“摇旗呐喊”，旨在夯实区域经济和全域旅游、文化强县的基础。
石泉先生认为，楚人心目中的荆山（小荆山），位于李庙镇茅坪老龙洞一带，与高峰麓主山寨紧邻。由此可见，高峰麓主山寨一带建都，也是合乎情理的。高峰麓主山寨一带作为早期楚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活动中心，从理论上、地望地貌上讲，应该是可信的，在20世纪中后期以及本世纪初叶，曾经风靡于楚学界。但是，历史是向前发展的，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缺乏地下实物的出土佐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遗憾。
张正明先生为《楚丹阳南漳说札》文集所写的序研《楚丹阳南漳说弁言》（1994年10月）中开门见山，直言不讳：
感奋，是因为它同“筚路蓝缕”这个典故联结在一起。从熊绎到熊通，三百余年间，楚国的一切重要人物和一切重要事件都与丹阳息息相关。作为楚国的始都，丹阳无疑是楚人的圣地。
抱憾，是因为它至今仍遗踪渺茫，不仅其故址尚未发现，而且其地望没明确的文献记载。
猜测总是与疑问并生的，学术界对丹阳的地望有种种猜测实为势所必然。与其坐待考古工作不知何年何月何日猛地发现丹阳的故址，不如对丹阳的地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考证。即使类如猜测的考证，也比束手无策好得多。严格地说来，迄今已有的诸多考证，连同我所做的考证在内的，都还只是猜测。
猜测有几率会成为证实的前奏，因为猜测也得有根据，只是根据有多有少、有实有虚罢了。根据多而且实的是科学性强的猜测，反之，根据少而且虚的是科学性弱的猜测。既然是一个历史地理问题，那么，历史的逻辑就应该有助于消解地理的困惑……关于丹阳，可以设想，某个猜测或者某些猜疑能够为以后发现其故址提供比较切实的坐标。只要在历史逻辑的精严上多下些功夫，就不会是徒劳的。
假如有朝一日果然发现了丹阳故址，那么，不管它在哪里，对所有钟爱楚文化的人来说，都是一件喜事。这里用得上楚共王的一个故事：相传楚共王出猎时遗失了一张宝弓，随从急着要去找，楚共王却不让他们去找。他说：有个楚人丢了一张弓，有个楚人拣了一张弓，都是楚人，没什么损失。
南漳县有一个并非徒具虚名的楚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会，实属难能可贵。这个研究会编纂了《“楚丹阳南漳说”札》，尤为难能可贵。我正是主张“楚丹阳南漳说”的，自然乐意遵南漳友人之命写这个弁言。假如我不是主张“楚丹阳南漳说”的，我将更加热切地期待先读为快。（原文完）
2005年7月25日，张正明先生在给陈心忠同志的复函中又说，“我在《楚文化史》第17页中最先(1987年)指出熊绎丹阳在‘今蛮河中游近上游之处，即今南漳县城附近’。此后不久，在同喻宗汉合作的《熊绎所居丹阳考》这篇长文中，详为论证。时至今日，中外学者尽管对拙见没有提出反驳的理由来，但因无城址可寻，仍未免疑惑。湖北有些考古学界的朋友希望在丹江水库附近挖出一个丹阳来，愿望无可非议，等落空了才会冷静的来思考”。
虽说现在学术研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并存，允许有不同的学术“杂音”，但是在楚简与楚遗址考古陆陆续续涌出新发现以后，学术界大有颠覆性认识。无论如何，“楚都丹阳在南漳”是曾经掀起学术波澜的“多家之言”，我们只有海纳百川、厚积薄发，尊重历史，正视现情，实事求是，一如既往地做好系列基础性“垫底”工程，将来也才可以获得更多更好的新成果。相信张正明先生的“猜测或者某些猜疑”将来真的“变现”了，岂不更美？
我曾经与有关楚学家进行过探讨与交流，共同的看法是，早在3100多年前的上古时代，新来乍到、刚刚南迁的楚人熊绎诸君，因为生产力相当落后，在楚蛮夹缝中生存的早期楚人，很可能在蛮荒的楚地还未进入铁器时代。所以，在楚学家看来，充其量也只是在高峰麓主山寨乃至茅坪一带搭了个窝棚居住而已，“有都无城”或者“无城之都”是早期“荆山丹阳”的形象写照。我认为，历经30多个世纪的风雨冲刷，“楚都”上的石与木，早已朽烂，至今是没有留下什么痕迹的。张正明先生更是直言不讳地说过。
文化是民族的基因、地方的血脉，文化是软实力，也是经济发展的引擎、招商引资的桥头堡、对外开放的窗口。在文化强国的今天，弘扬民间传统文化，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尽管我本人跨入楚学界门槛较早，但至今尚属“门外汉”。在省市县内参加的活动较多，饱了系列眼福，但说不上“深入研究”，硕果欠佳，凑数有余。来日方长，苦战过关。
本文侧重于楚文化事业方面和与我有关内容，鉴于篇幅局限，其他重要内容亦不得不“忽略不计”。
南漳县李庙镇一带是楚人根据地、楚文化发祥地，已经引起世人瞩目。改革开放以来，省内外著名楚学家们多次亲临现场考察、指导，并进行了全面考证、深入研究和广泛宣传、多方推介，这是南漳县荆山地区一块“无价之宝”和“金字招牌”，我们应当有责任、有义务更好地呵护并擦亮这块楚文化品牌。
王善国同志系湖北省荆楚文化研究会第二至三届常务理事，湖北省楚商联合会楚商智库专家委员会专家，湖北省楚国历史文化学会原理事，湖北省三国文化研究会原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湖北省孝文化研究会原理事，湖北省行政区划与地名文化研究会会员，襄阳市社科联“汉江智库”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襄阳市楚国历史文化学会第二至三届党支部书记、常务副会长，襄阳市荆楚文化协会理事，襄阳市诸葛亮研究会会员，南漳县政府办公室原三级调研员，南漳县委党校（行政学校）兼职教师，南漳县政府办公室党组休干党支部书记。楚文化专家，旅游文化专家。业余主编《“金南漳”探秘丛书》6部345.6万字，代表作有《金南漳·荆楚之源》（上中下）、《金南漳·楚罗卢文化之乡》、《地灵人杰话九集》等。
